不寻常的年头 不寻常的坚持******
作者：尹 鸿 梁君健
没有最不寻常，只有更不寻常，2022年之于中国电影便是如此。虽然开年以《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等影片开了一个闪亮的头，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观影行为和观众习惯的渐渐分化，全年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势风风雨雨，年度票房总量不仅不足疫情前的50%，甚至也远低于2021年全年，电影生产创作供应端数量骤降，中国电影发展陷入了一个不期而至的“低谷”。但是，中国电影界依然在这种不寻常的考验中，以对时代的责任、对观众的热忱、对文化的担当，努力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为大众提供精神力量，为电影带来发展动力，为未来创造复苏信心。主流价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结合出现了新的探索方向，电影类型更加具有中国式的丰富性和本土性，一些影片在生活的琐碎和艰难中传达了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一批青年创作者在现实主义关怀、现代电影美学探索、现代社会心理表达上日趋成熟。这一年，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电影精品，也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电影复苏带来春的信息。
主旋律电影探索美学方法新突破
2022年，围绕党的二十大和“这十年”的主题，中国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大时代的要求。2022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数量众多，它们在艺术手法和市场接受等方面逐渐成熟，既有《长津湖之水门桥》《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类瞄准商业制作的主流大片，也有《何叔衡》《望道》《邓小平小道》这类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影片，在全年的各个重要档期中均发挥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万里归途》作为我国首部外交官撤侨题材影片，累计票房15.85亿元，成为今年国庆档“一枝独秀”的国产电影。相比于《战狼2》《红海行动》这两部以军事动作片为基本形态的同题材作品，该片讲述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的故事。在这部归乡母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不仅深入刻画出主要角色的内在矛盾，为故事的转折提供了充分动机，而且在讲述撤侨故事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围绕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建立起有力的人物关系和支线情节。家国情怀与跨文化叙事的交织，真切地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该片突破军事动作片的模式，以人物塑造、情感关系、情节剧叙事为核心，加上一流的电影制作水平，体现了主流电影的新走向。
由徐克指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则沿袭了动作片模式，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工业化水平，视听风格更加完整。除了对战斗场景等动作戏的精彩呈现外，该片还注意雕琢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小动作和表情细节传递温情。同期上映的《狙击手》提供了抗美援朝题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小场景和普通人物身上发掘戏剧性和意义感。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冷枪冷炮”运动中的狙击英雄张桃芳为原型，塑造了狙击五班一群年轻人的英雄形象。影片虽然在历史质感与战斗传奇的融合上还存在诸多可以完善的方面，但它证明在大投入、大场面之外，主流电影还有更多创作道路可以探索和选择。
此外，抗疫题材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平凡英雄》，表现相濡以沫的大中华情怀的《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都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上精心开掘，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表达形式。特别是《邓小平小道》讲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西劳改三年多期间的故事。虽然这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一段历史，但创作者充分挖掘人物的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关系。在描摹伟人普通一面的同时，也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抽象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力之源，在领袖人物传记片方面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大投入、大制作之外，在青春励志、伦理亲情、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年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既有创作经验的自觉突破，虽然各自在人物塑造的丰满性、艺术完成度和情感表达的充分性，特别是历史还原度、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但是这种突破创新的自觉性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动力。
现实主义聚焦烟火人间的爱与希望
现实主义创作在近年来显现出一种趋势：一方面，现实的苦难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沉溺于现实，不虚韬着梦想，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创作气象。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部影片《奇迹·笨小孩》讲述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独自带着年幼的妹妹在深圳生活，并希望通过废旧手机零件回收这一行当来凑出妹妹高昂的手术费。影片生动地展现出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的守望相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这种力量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深圳腾飞过程的电影化的叙述，也是对真正来自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致敬。
如果说《奇迹·笨小孩》是用青年人和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追求生活梦想为励志主题的话，那么《人生大事》则是通过“一地鸡毛”的凡人琐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沟通、理解，最终表达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的“无情世界的感情”。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一位从事传统丧葬行业的年轻人，处理的是与死亡有关的禁忌性的事务。影片关注底层生活，但并未一味苦情化，而是准确把握住悲喜之间的情绪节奏，有感动但不压抑，在烟火气十足的社会情境里，小人物的艰辛生活中透露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感动的爱和温暖。
2022年还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甚至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中小成本影片，体现出这十年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展现出电影领域的创新力量。《妈妈！》在呈现疾病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用作一种对于个体生命记忆的隐喻，并在家庭结构中完成了独特的主题表达。《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来自于一位青年创作者对于电影艺术的坚持探索，该片以极简化的视听语言刻画出极丰富的生活细节，缝合出一个独特的记忆世界。张律导演的《漫长的告白》用含蓄隽永的风格将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叙述得令人柔肠寸断。上述这些电影都集中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人文价值，密切关注时代变革之下个体心灵世界的变化。关注现实烟火，温暖人性社会，体现出国产片在创作态度上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其中的部分影片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这再次印证了：可能不是观众不看好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确实还不够好。
成长中的青年电影人让电影更贴近现实
这一年，青年电影人爆发出生机勃勃的创作力量。与过去青年创作更喜欢幻想类型、IP改编、青春爱情等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沉浮，甚至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雏形。
《人生大事》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专业，长期在地方台拍摄栏目剧。凭借这部影片，刘江江获得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文牧野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2018年凭借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被观众所认知，《奇迹·笨小孩》延续了他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摹，并使其凭借此片获得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和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此外，《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也是“80后”导演，先后编剧执导了《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影片。
这些年轻一代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有较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叙事上熟练地使用故事节拍表，通过不断增强的戏剧性水平来吸引观众；二是依靠快节奏、密信息营造出符合现代观众需求的视听感受，提升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院性；三是拓展情感与效果的多样性，严肃话题不排除轻松表达，个体故事关联宏观的社会表意，通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净化焦虑、激励人心。同时，这些导演也积极地拥抱商业元素，并且将这些资源较好地整合到创作需求中。现实主义情怀、现代电影视听语言、现代青年审美心理的把握，本年度的青年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只有广袤的高原才能托举起摩天的高峰
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一定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2022年，由于供给不足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影响，加上观众娱乐方式的变化等等，影院市场几乎进入了十年来的最低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必然会渐渐走向复苏，电影管理机构、产业主体和从业者将凝聚起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共识，完成中国电影新的龙腾虎跃。
进一步激活产业链，扩大国产影片特别是具有商业带动性影片的供给，持续提升电影创作品质，当是第一要务。2022年电影档期的极化现象尤其显著，高票房电影全部来自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在热门档期中，尽管影片艺术上存在种种“硬伤”，但只要本身具有一定商业品质，基本上都能够获得较好的票房，像《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新神榜·杨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成熟的类型化和IP转化作品都获得了商业成功。这一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发布会、电影节、研讨会、总结会等各个场合，都对供给侧的危机展开了建设性的反思与讨论。虽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的影响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结束，但未来市场和创作仍然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只有电影人做出真正不辜负观众期待的好电影，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好。
电影市场的繁荣还需要扩大对海外高质量影片的进口力度，推动丰富多元的世界电影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不多的引进片中，《侏罗纪公园3》和《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成绩都冲入年度前十，此外，“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神奇动物”等成熟IP的电影也都取得了上亿的票房。但是，总体上引进片对于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当有限，票房过亿的影片仅有11部，市场占有率也只是刚刚超过20%。未来，在保证国产电影占有率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增加世界各国优秀电影引进的数量和效率。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院线的长远经营和行业信心的提振。在中外电影文化充分互鉴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企业要进一步努力走向世界。只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更多的中国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好评，才能够有效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的能力。
在题材规划、创作策划、生产安排、发行档期等诸多方面，中国电影都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新思考、新举措、新改革。电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观众以及观众的不同需求，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试金石。归根结底，百花怒放、万紫千红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希望中国电影用厚实的高原支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高峰。（作者尹鸿系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东西问丨于志勇：新疆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蕴含怎样的文化认同？******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乌鲁木齐1月11日电 题：新疆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蕴含怎样的文化认同？
——专访新疆文博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作者 苟继鹏
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了一件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篆体汉字，这是目前新疆出土最早的“中国”字样。“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又称“五星锦”)是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系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这块织锦织造于何时又有何用途？“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何意？蕴含怎样的文化认同？近日，“五星锦”考古发掘亲历者之一，新疆文博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疆出现最早的“中国”二字源于何处？是如何被发现的？
于志勇：1995年10月，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考古有了重大发现。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对该遗址一处重要墓地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这也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其诞生于汉代，距今两千多年。
尼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五星锦”发现于一处两人合葬墓，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一起。当时，现场工作人员见到墓内男性葬者右侧的织物中露出一点色彩斑斓的织锦，在沙土掩盖中格外醒目。一点点翻开，织锦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花纹，还陆续看到织出的汉文“国”“东方”“五星”等字。最后看到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五星锦”出土现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中新社记者：“五星锦”是一件怎样的文物？为何被称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于志勇：“五星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三条残断)，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经过纺织考古专家分析和鉴定，“五星锦”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的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平纹五重经的组织在汉锦中较复杂，也极为罕见；其纹样题材异常别致，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瑞兽和祥云瑞草，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巧妙列置其中，寓意祈佑祥瑞。
“五星锦”制作考究，工艺精湛，色彩绚烂，精致无双，是汉代织锦技艺的最高代表。这类风格和题材的织锦，在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并且意蕴深厚，内涵丰富，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也是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称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展出的“五星锦”。刘新摄中新社记者：织锦上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何意？蕴含怎样的中华文化？为什么说这件汉代织锦折射出西域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于志勇：据考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辞。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先秦时期是对周天子所居洛邑地域的指称，秦汉时期是中央政府郡县统辖管理的地域。古代天文术语中是地理、政治的概念，随着大一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政治的概念。
“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有利。
“五星锦”把天文、史实和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等巧妙融为一体，并且出现在远离中原的尼雅遗址，证实了国家治理和统辖西域、开发建设西域的历史，深刻揭示了汉朝开拓西域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繁荣历史脉络，说明了当时西域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向往，实证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也侧面反映出各民族在两千年前就进行了深度交流交融，亦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
“五星锦”在新疆博物馆举办的《尼雅·考古·故事——中日尼雅考古30周年成果展》上展出。刘新 摄中新社记者：历史上，汉代中央政权如何实现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何会出现在今天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于志勇：汉代中央政权为管理统一后的西域，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出土“五星锦”的尼雅遗址为西汉时期精绝国所在，精绝国系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受西域都护府统辖。有学者根据史料推断，“五星锦”应于西域都护府设立之时(神爵二年)被赏赐给精绝国，见证了西域都护府设立的历史。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代中央政权就与西域诸国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开启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历程。一方面，促使中华文明的西传，汉代中央政权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加直接。另一方面，西域文化也逐渐传入中原。汉朝统一西域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土，创造悠久的中国历史，书写灿烂的中华文化，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出土“五星锦”的尼雅遗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中新社记者：“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承载着千年前人们怎样的愿景？今天应如何看待？
于志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一句祈祝吉祥祺瑞的用语，表达良好的企盼和愿望。与“五星锦”同时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经比对，是从与“五星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
根据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句织锦文字无疑是汉朝为了祈祝讨羌大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顺利。
以“五星锦”为题材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在新疆博物馆演出。苟继鹏 摄随着历史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五星锦”历史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也将更深刻、更全面。比如以“五星锦”为题材的舞剧《五星出东方》，艺术地演绎了西域绿洲丝绸古道的历史佳话，讲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诠释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该剧演出一年多来，在全国多地开启巡演30余场，反响热烈，2022年9月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完)
受访者简介：
于志勇，新疆文博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毕业于西北大学。长期从事新疆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博物馆社会教育。参与并主持的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2007年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墓葬考古发掘，分别评获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合作编著有《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报告》(全三卷)《中国文物地图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新疆分册》《新疆通史·图录(先秦秦汉)》等书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作有《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织纹初析》《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之名物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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